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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志田:凭直觉成大学问——梁漱溟的治学取向和方法

 2019-08-01 15:21:15  来源:广东省工业设计协会  次浏览

      梁漱溟强调:“在学问上,结论并不很重要,犹之数学上算式列对,得数并不很重要一样。”若细心观察,梁先生对于学问,的确有一套方法。他不是史家,却有极好的史感,特别能看到刘咸炘所谓有形之事背后的“虚风”。
 
      “要将问题放在意识深处,而游心于远,从容以察事理”
 
      梁漱溟强调,真正的研究者并“不轻言问题的解决法,而深刻用心于问题的认识”。所以,“不感觉问题是麻痹,然为问题所刺激辄耐不住,亦不行。要将问题放在意识深处,而游心于远,从容以察事理”。梁漱溟很注意顺着事物的发展脉络看问题,对他而言,真正称得上“研究”的,首先要“识得问题不是简单的,不是偶然的,而是复杂相关的,有所从来的”。所以,“看任何事,不要只看中心点,须看四周围,看背景、看环境;不能只看近处,还须看远处;不能只看浅处,还须看深处;不能只看一时,还须得看过去所以如此的成因与由来”。故研究问题必须“要有一个追求不放松的态度。不追求则很容易只看见一些广泛的材料,而不能把握其要点”。
 
       只有追求不已,“辗转深入而探到问题的根本”才能“把握问题所在”。且“宇宙间最要紧的是那些关系,而不是一一具体事物”,人类社会尤其如此。若“不从抽象关系注意,而徒为一二具体东西牵住自己视线”,也“抓不到问题”。则研究问题又必须“能将与本问题有关系之各方面都照顾得到”,不要“注意这个,就忘去了那个”;要能“辗转牵引,像滚雪球一样愈滚愈大”;一方面“不怕问题牵联广大”,同时不忘“始终还是一个球”。提倡从上下左右看问题的不少,但坚持问题“始终还是一个”的则不多。其实一与多的关系是辩证的,往往是“一通百通;一处不通,就是全不通”,故要从根本处进行整体探讨。
 
       “在安详悠闲时,心境才会宽舒;心境宽舒,才可以吸收外面材料而运用,融会贯通”
 
         梁漱溟在讨论孔子时说:孔子本人早已过去不在了,他不会说话,他不会申诉。如何评量,大权在我们手中……我下判断,我要负责;应当多加考虑,不要考虑得不够,考虑得太少。如果轻率从事,抬高了他或贬低了他,于他无所增损,只是自己的荒唐失败。
 
         研究历史的人,必须随时提醒自己是在处理“无语”的往昔,要承担相应的责任。章学诚注意到,朱子曾说屈原本不怨君,“却被后人讲坏”。依梁漱溟的意思,那些“讲坏”屈原的人,于屈子增损无多,反增添了自己的荒唐。我们要不把古人“讲坏”,只有多从良善一面认识“人都是差不多的”这一基本点,尽量保持一种温厚的态度。
 
        梁漱溟说要把“问题放在意识深处,而游心于远,从容以察事理”,同样适用于史学。因为史学的基础是史料,读书能“从容安详”,才“随时可以吸收新的材料”。要人“在安详悠闲时,心境才会宽舒;心境宽舒,才可以吸收外面材料而运用,融会贯通”。吸收和运用新的材料,是史家每天都要面对的常课,若不能游心于远,从容以察,实难达融会贯通之境。
 
        梁漱溟主张顺着事物的发展脉络看问题,注重其“所以如此的成因与由来”,可以说是专为史料解读立论。他把这提到很高的层次,主张“学问也是我们脑筋对宇宙形形色色许多材料的吸收,消化。吸收不多是不行,消化不了更不行”。做学问要“进得去而又出得来”,才说得上是“有活的生命”。对材料的“消化”,就是吸收和运用之间的一个重要程序。
 
        有此认识,梁漱溟对文本解读的困难,便有超过一般人的认识。例如,在探询史料生成动机的同时,也要注意史事的发生和发展往往不依循当事人的动机和意志。进一步的问题是,还有一些东西是本身就说不出的。梁漱溟指出,某些自我的感觉,就像宋儒所谓“独知之地”,是“旁人进不来的地方”。
 
        凡是成大事业、成大学问的人,都是凭他里面的兴味、冲动,决非理智计较的力量
 
        对近于不能表述的面相,史家也不能放过,仍当细心体认。且既存文本越是难以领会,越需要有解读的方法。一般说到解读,最容易想到分析。但梁漱溟一生对西方影响最不满的,就是什么都采取“算账的态度”。他自己处处讲究要“有活的生命”,学问亦然。而中国哲学“所着眼研究者在‘生’”,其“方法为直觉”,自然成为梁先生的首选。他曾说过:一个人只要能完全听凭他真诚的直觉,他虽然不希望成一个大人物,但是他里面有真实的气力,自然有作大事业、成大学问的可能。凡是成大事业、成大学问的人,都是凭他里面的兴味、冲动,决非理智计较的力量。
 
        梁漱溟常可从行为看到其后面的心理,或从行文看出立言者的思路,甚至能看到空话、形式背后的精神气息,以及史事后面那可能非常有力的“看不见的手”。如果我们借电脑词汇把历史分为硬体和软体,梁先生似乎对刘咸炘看重的“虚风”更有感觉。包括秩序和制度那无形的一面,都在他的观测之中。
 
         不重分析而凭直觉以探虚风的取向,看起来比较“传统”,而且还有些偏向“自然”。这正体现出梁漱溟治学风格的特点,介于新旧之间,似偏似正,甚或以偏为正,林同济说他“杰出”而又“例外”,实有所见。
 
         从很早开始,梁漱溟就被人看作国学家、佛学家或哲学家,后来还被人称为“最后一个儒家”。有意思的是,他自己不仅认为“这许多的徽号”都是“误会”,更常对人表示自己不是一个学者,而只是有思想的人。他到老年还说自己“对中国的老学问不行”,因为“小时候没有念过‘四书五经’”,自然科学和西文也不行,所以讲到学问,就只能退避。这里有谦逊,也是实话。他经常泛论古今中外,更多靠的是体认,而非所谓“知识”的积累。
 
         不过,梁先生自谦“老学问不行”,是和同辈人比。今日能有梁先生旧学功力的,已经少之又少;而识力达到他那层次的,更渐近于无。我们除了会用电脑等他们时代没有的新利器外,整体确有些一代不如一代的意味在。而梁漱溟一生都强调自己是行动者而不是学者,同样的话需要一说再说屡次说,也表明在社会认知中,他更多就是一位学人。
 
      “就我的兴趣来说,现在顶愿作的事,就是给我一个机会,让我将所见到的道理,类乎对社会学的见地与对哲学的见地,能从容地写出来,那在我真觉得是人生唯一快事。”我们如果注意这人生“唯一快事”的表述,就知道与那些自称行动者的累次表白相比,这偶尔吐露的心声或更接近梁先生自己的兴趣,不过是天下士的责任感,促使他不能不做一个“拼命干的人”。同时他也说过,“人生是靠趣味的。对于什么事情无亲切意思,无深厚兴趣,则这件事一定干不下去”。反过来,如果做着自己有深厚兴趣的事,则一定干得不错。
 
       所以,梁漱溟一生在事功上的努力,尽管为人所称道,自己却不时“觉得苦”,成绩也不甚显著;反倒是这真有兴味的学问,虽也不无争议,实得到更多的承认。如他自己所说,凭着真诚的直觉,成就了大学问。他的治学取向,对各学问的研究都有启发,而学历史的尤当亲近,不妨学而时习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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